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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桃之夭夭

图：来自网络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快过年了。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一进腊月门儿，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为过年做准备。

大人们洗洗涮涮，拆被褥，洗窗帘，打扫房屋，忙得不亦乐乎。

就连鸡鸭鹅狗，也似乎感受到了过年的喜庆，在院子里或引吭高歌，或互相追逐打闹，场面甭提多热闹了，那才是真正的鸡飞狗跳。

我们小孩子是盼过年的，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零食吃，平时总舍不得买的东西，只有过年了才能吃到。

我还记得那时每到过年，母亲怕我们偷吃，把买来的糖果锁在柜子里，糕点放在竹筐里吊在房梁上，只有三十儿才拿出来，让我们敞开了吃。

我当时就像个馋猫儿，每天眼巴巴对着竹筐流口水。

母亲见我那副馋样，终是不忍心，就摘下竹筐，拿出里边的糕点掰下一小块儿给我吃，还不忘嘱咐我一句，“不许吃了，过年三十儿再拿出来哈！”

我嘴上答应得好好儿的，一次趁母亲不在，就学着她的样子，爬上凳子去摘竹筐。

可我长得太小，即便踩着凳子，也够不到那吊得高高的竹筐。

我翘着脚，仰着脖子，伸长胳膊去够。眼看把竹筐摘下来了，我却因为紧张，把凳子踩翻了，整个人从上面摔了下来，摔得我鼻青脸肿，膝盖都破了。

我以为，我为了吃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母亲总该把糕点拿下来给我吃了吧，哪知，母亲进屋后，看到我灰头土脸的样子，无奈的叹口气，踩上凳子，又把那只竹筐往上吊了吊，这次，我只有仰望了。

你看，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没出息。盼过年，其实就是盼着柜子里的糖果，房梁上吊着的糕点，还有父亲买回来的一筐黑黢黢的冻秋梨。

记得民间有这么一句民谚俗语，“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也就是说，过了腊八，年就拉开了序幕，就有了年味儿。

我记得小时候，一进腊月门儿，老家就是年集，母亲就开始赶集市了。

那时隔一天一个集市。每到集市，母亲就和村儿里几个婶子坐毛驴车去赶集，一路上问个不停，你去买点啥，她去买点啥。那兴奋的表情溢于言表。

记忆中，母亲赶集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往家买东西，今天扯上几尺花布，明天再称上几斤猪肉，后天再买几条黄花鱼回来。

那时候，辛辛苦苦攒下一年的钱都花在了一个年上，但母亲是高兴的，絮絮叨叨跟父亲商量家里再添置点什么。

我们小孩子自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管父母要上几毛钱，去小卖部买小鞭，买呲了花，天刚擦黑儿，就跑到外面去放。

几毛钱的小鞭和呲了花，往往不等到大年三十儿就放完了。到年三十儿，央求母亲再给一些钱，买一挂来，拆开了一个一个的放，那样就能放好几天。

现在，再回想起小时候的年，觉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现在的孩子是体会不到那种快乐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百姓是贫穷的，一年到头，只有年前二十六才称上几斤猪肉，拿粮票去商店换几斤白面。

母亲把买来的猪肉切成几块儿，然后放到大缸里。那时候没有冰箱，偏厦里的大缸就是天然的冰箱，母亲把肉和蒸好的黏饽饽放到缸里，能吃好久。

二十七杀公鸡。杀的是自家养的大公鸡，母鸡留着下蛋，是不能杀的。

我至今记得父亲唯一一次杀鸡的场面。二十七那天一大早，母亲把所有的鸡都放出去了，唯独留下那只待宰的公鸡。

那只公鸡好像知道了自己的下场，在鸡舍里上蹿下跳，扯着脖子发出嘎嘎的凄惨叫声。

父亲提着刀，我兴奋地跟在他身后，不停的催促，“爸，快点杀，快点杀！”

“今年就杀一回，明年不杀了。”父亲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那天，父亲狠着心，一刀下去，公鸡的脖子开始汩汩往外出血，它发出一声惨叫后，跳着跑开了。

没跳出多远，膀子一耷拉，身子猛的一歪便栽倒在地，又蹬了几下腿，就彻底不动了。

这时，母亲已经把水烧开，父亲把公鸡泡在水里。他边给公鸡褪毛边对母亲说，“明年想吃鸡就买一只，我可不杀了，心里不得劲儿。”

母亲听后没说话，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时我不理解父亲，杀个鸡有啥不得劲儿的。现在才懂，父亲生性善良，他怎忍心杀害一条生命呢？

如果不是因为他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我想父亲是下不去这个手的。

这只公鸡，就这样成了我们家年三十儿桌上的一道菜。

提到年三十儿，我这思维跳跃性就有点大，也就扣了今天文章的主题。

我二十五岁那年回老家过年，那时还没和现在的丈夫认识。

记得二人转《大西厢》里有句唱词，好像是这样唱的:“三十儿下晚搬动荤油缸，它咣当了咣当好几咣当，是大荤（婚）才能妥当……”

意思是，没结婚的男女，在三十儿晚上搬几下荤油缸，就会动婚。

母亲也早早耗了一坛子荤油，让我三十儿晚上搬动几下，这样我就能很快嫁出去了。

这是迷信，我当然不信，就说啥不搬，气得母亲骂我犟种，说我不搬就臭到家了。我笑着说我坚持不向封建迷信低头。

事实上，我没搬荤油坛子，也在第二年嫁了出去，而且一过就是二十年，并准备再过一个二十年。

你看，是不是迷信不可信？

施比受更为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