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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鄂西北：赏析葬俗礼乐“待尸歌”

作者:lxtx

摘要：“待尸歌”是盛行于鄂西北山区的一种丧葬礼俗乐歌。虽唱词中富含些许迷信色彩，但其独特的演唱环境和丰富的内容却反映了特定地理区域下的民俗风情，为研究该区域民间神话传说和中华民族传统民风民俗提供了“活化石”，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

人死俗称“归天”，被视为“白喜”。鄂西北山区的民众普遍奉行“人死大家埋”的旧习，亲朋邻里都到孝家帮忙，悼念死者安慰生者。孝家则按照“不打不唱不热闹”的遗风，通宵打锣鼓、唱孝歌来消除寂寞和恐惧，这种闹夜守灵丧葬风俗就叫作“打待尸”（因谐音而具有等待下葬或代寄哀思等义）。因此，这一时段所演奏的歌曲就叫作“待尸歌”，亦称“阴锣鼓”。办丧事唱孝歌的风俗，古来有之。可是，处于南北文化结合部的鄂西北，“待尸歌”有何独到之处呢？拟从其内容题材、基本特征、产生根源、社会功能及其传承等方面对该风俗作详细介绍。

一、“待尸歌”的内容题材

（一）演唱内容

鄂西北山区的人们视死为“升天”，于是采用演唱“待尸歌”的方式来送逝者“归天”。受古代荆楚巫风的影响，“待尸歌”中包含了大量“娱神”的遗风。但是，随着歌师们的世代传唱，其中加入了许多符合当地民间心理的“娱人”内容，内容更加丰富，取材面越来越广，远远超出了仪式歌的范畴。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传诵，也有生活琐事、道德伦理的辩驳，更不乏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的描摹……自然万物，皆可入其中。

然而，无论“待尸歌”是何种内容题材，从根本意义上讲，其目的是告慰死者的阴灵，就如列维·不留尔所言，“人死后举行的葬礼实质也是把死者从活人群中彻底排除出去的仪式”①。同时，又是为了让生者能从死亡的悲痛阴影中得到解脱，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待尸歌”以其丰富的内容来反映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最终多以美胜丑、善赢恶的“大团圆”结局，展现现实生活的美好，以激发生者的斗志，饱含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命的体悟。

（二）演唱程式

特殊的演唱环境和严密的丧葬礼俗决定了“待尸歌”作为丧葬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形成一套特定的演唱程式。一般说来，按其内容和演唱时间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成引唱、正曲、尾声三大部分，起歌头、开路歌、孝歌、盘歌、翻田埂，还阳歌六种形式。

1、引唱部分

起歌头，又称“三百六十句”，是引唱部分的主要内容，也是“待尸歌”开始的标志。这部分演唱主要以风水先生（俗称“阴阳相”）念白为主，歌词基本固定，主要是念一些神祗的名号，如“五方神祗、六家神将、北斗七星、八大金刚等”。风水先生每念一句，孝子就烧一张纸磕一个头，并向家门口后跪一步。当念完三百六十句歌词，孝子刚好跪到家门口（传统说法，并不完全吻合），故称“三百六十句”。如前部分歌词为：一开天地水浒，二开日月三光。三开三纲五常，四开尧舜禹汤。五开五方神祗，六开六家神将。七开北斗七星，八开八大金刚。九开当坊土地，十开本县城隍……

2、正曲部分

引唱完毕，便进入“待尸歌”的正曲部分。该部分在歌词内容上相对宽泛，没有完全固定格式。但根据时间和仪式的不同，演唱也有所区别。

（1）开路歌，通常在孝子跪到家门口，歌师执“引魂幡”（一般是带叶的细竹挂着风水先生所书阴符）虔诚歌唱，作为死者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其歌词内容主要是谈论孝家状况，讲述历代兴亡，以劝慰生者及其亲属不要伤悲。同时，也简单的介绍了孝歌的由来。如：自从盘古开天地，分下阴阳，先有三皇五帝，后有历代君王。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是无道昏王。禹王疏九河，纣王乱朝纲……叫孝倌不必悲伤，无有天子不崩诸侯不丧。彭祖寿高八百，也是命见阎王……

（2）孝歌，亦称“劝善歌”，由歌师引领，孝子绕棺木左右各转三圈，孝子焚香烧纸，众人落座后开始演唱。它主要是详细的唱出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劝慰活着的人确立远大理想，多行善道以报答父母。同时，也是对逝者生前付出的肯定。如：孩儿出世娘怀抱，日夜啼哭娘不眠。左边尿湿换右边，右边尿湿换左边。左右两边都尿湿，娇儿睡在娘胸前。十冬腊月北风寒，打开冰块洗尿片。若是天晴还好说，阴天雨雪火烤干。父母恩情大似天，披麻戴孝儿当然……

（3）盘歌，在孝歌结束后演唱。一般此时已是深夜，为了消磨守灵的漫漫长夜和除去对死者阴灵的恐惧，歌师们便开始唱起随意性较强的盘歌。它的内容特别广泛，天文地理、人文社科都有涉及，而且采用互相盘问回答的方式（故称盘歌），激发人们的思考，趣味性、知识性都很强，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如：一见歌师心中喜，上前行个周公礼，二人坐下闲叙叙：什么花是真君子？什么花开白如银？什么花开如擦粉？什么花开赛观音……提起花名我也有，我跟歌师一路走，今日歌师来献丑：莲花本是真君子，栀子花开白如银。玉簪花开如擦粉，芙蓉花开赛观音……

（4）翻田埂，基本上都是在后半夜演唱。此时陪伴守灵的人已经十分疲倦，而不少歌师不甘心在互相盘问的知识大比拼中的失败，他们转而采取比较委婉含蓄的方式巧妙的讥讽辱骂对方。其内容诙谐、幽默，充满情趣，让听者啼笑皆非，全然不感其粗俗。另一些歌师则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演唱一些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但篇幅特别长的历史故事、话本、戏曲等，以展现自己歌词蓄积之丰富。

（三）尾声部分

还阳歌的演唱预示着“待尸歌”演唱的全部结束，此时天已微亮，歌师们改击“还阳锣鼓”、唱还阳歌，孝家准备抬死者棺椁上山掩埋。如：还了阳，还了阳，阴歌改成阳歌唱。天上星星改月亮，地上的百姓改皇王。锣鼓打到大天亮，丢下锣鼓去抬杠。金山抬到银山上，将亡人抬到卧龙岗，葬到左边出阁老，葬到右边出宰相。若是葬到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

二、“待尸歌”的基本特征

（一）曲体结构完整，演唱朴实自然

“待尸歌”的唱法较多，技高者甚至可唱几昼夜。它由起歌头、开路歌、孝歌、盘歌、翻田埂、还阳歌六部分按演唱顺序连缀而成，基本上可看做是连曲体结构。各个部分都有独立的唱词，但唱腔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开路歌与孝歌的唱腔基本相同，他们构成了整个演唱过程的核心部分。盘歌和翻田埂的唱腔和唱词都比较复杂，较充分的体现了“待尸歌”的娱人效果。而开歌头和还阳歌作为全曲的首尾部分，无论唱词还是唱腔都比较固定。

由于“待尸歌”的演奏者一般为下层民众，所以其唱词多为朴实自然易于理解的常用词汇，而少有那些华而不实之语。另外，其语言通俗简练、朗朗上口，逻辑严密而寓意深刻，虽含不雅之言但风趣幽默，完全合乎中华民族音乐语言审美观点，可谓雅俗兼具。演唱形式很单一，基本采用歌师和锣鼓手主唱，围坐的听众小声和唱的方式。在演唱技巧上，韵唱和念白有机结合，民歌风格与说唱风采兼具，通俗生动而富有感染力，易于当地民众产生共鸣。

（二）调式旋律少变，伴奏乐器简单

按音阶结构式形态的式样多少排序，“徵”调是“待尸歌”最主要、最基本的调式。音阶排列以加入“变宫”的六声音阶徵调式最为常见，“变宫”的加入使阴歌的悲哀色彩更加浓厚。因此，“徵”调基本上贯穿全曲，甚至演唱的每一乐句几乎都以徵调落音。除此之外，宫调、羽调、商调也在“待尸歌”中时有出现。“待尸歌”的旋律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是重复出现，往往使用同样的曲调配以不同内容的歌词，如其核心部分开路歌和孝歌就以“四句子”为旋律配给不同歌词。其旋律有较明显的三骨架音的痕迹，徵调主音在旋律变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丧歌无丝竹”是当地的葬乐习俗之一，“待尸歌”的演奏也不例外，其伴奏乐器只有锣和鼓。鼓担负着指挥变腔换版、调节丧场气氛的重要功能。而锣则是为了丰富丧歌音乐的旋律，在丧葬仪式的不断规范中加入的，起着衔接奏乐与唱词结合、调和节奏韵律的的作用。在“待尸歌”的演唱中，打击乐与其曲调和唱词有机的交融为一体，并非简单的处于伴奏的地位，从而是这种丧葬音乐变得音韵十分和谐。

三、“待尸歌”产生的根源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1、宫廷文化

鄂西北地区多山，交通阻塞，开发较晚，是中国古代贬谪官吏的理想境地之一。在历史上谪居此地的人中，对“待尸歌”的产生起过重要作用的要数唐朝庐陵王李显。《资治通鉴》载：“嗣圣元年，武后篡位，废帝显（武则天的儿子）为庐陵王，四月迁均州（现今丹江口市），二年九月迁房州（现今十堰房县）。”李显的队伍到达该地时，既没有城池，又缺吃少穿，他只得下令士兵垦荒务农、生产自救。他们过集体生活，为了鼓舞士气、提高劳动积极性，他以宫廷音乐为根基，采用敲锣打鼓唱民歌的形式来促进生产，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唐将班子”。他们所演唱的民歌世代相传，大部分形成了现在该区域所盛行的生产民歌“薅草锣鼓”，又称作“阳锣鼓”。而“待尸歌”唱腔曲调与“阳锣鼓”基本相同，只是唱词和演奏乐器有所差别。就如当地民歌所唱“阴歌调就阳歌调，改了板就改了板，改了琵琶换三弦……”，这也奠定了“待尸歌”的理论框架。

“待尸歌”作为鄂西北民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定繁盛时期绝不是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②。显放逐所带去的宫廷音乐以强盛的封建经济为根基，并没有因山区落后贫瘠的物质基础而消逝，而是产生了其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民歌。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③“待尸歌”正是在当时当地民歌艺术尚不成熟的形成发展起来的。

2、古楚风俗

先秦楚地巫风炽盛，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载：“楚人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下》亦言，“楚地之民，信巫鬼，重淫祀”。而作为古代楚国腹地的鄂西北地区，其风俗同样受其深远影响。历时千年，鄂西北山区的民众们世代都保留着娱神敬鬼之风。他们迷信鬼神，认为人死魂犹在，渴望通过唱歌作舞等方式来讨得神灵欢心，以期他们将死者带入天堂。因此，在人死后一定要“打待尸”，以超度亡灵，“待尸歌”便是在楚地巫风影响下的一种表现形式。

“待尸歌”的调式也受楚地歌舞风俗的深刻影响，在调式上特别注重“徵”音的主导地位，就来源于先秦楚民们“尚徵”的音乐文化传统。《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音徵，律中蕤宾。”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作为九流十家之一的阴阳家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古代的音律现象，用金、木、水、火、土来对应宫、商、角、徵、羽五声。徵音属五行之火，而在楚地传说中楚人乃祝融之后裔，祝融乃高辛之火正，即火神。因此，楚人在生活习俗中“敬火”，在音乐艺术上“尚徵”。

笃信巫鬼，奠定了“待尸歌”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尚徵”传统则为其音调旋律提供了范式。总之，这些古楚习俗的客观影响为“待尸歌”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3、伦理道德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中，丧葬逐渐成为表现孝道的重要仪式。《吕氏春秋·孟冬纪》载：“孝子重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之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为忍也，故有葬死之义。”早在先秦时代，汉族就产生了“五服”制度，孝道被视为重要的礼节登上政治舞台，而丧葬礼仪就是体现孝道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丧祭器械皆有等宜”，“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④等礼制使丧葬开始披上政治等级的外衣，刺激了丧葬仪礼的丰富与发展。而在鄂西北山区，贫困的农村人恪守孝道但又等级低下，他们必须寻求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伦理道德和对先祖的孝敬。

“我们关于艺术的意见是不重要的，对于人口数以百万计的广大居民来说，艺术对其中几十人或是几百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⑤“待尸歌”便是下层百姓在封建伦理的激发和影响下，渴望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应运而生的一种民间音乐艺术。它来源于低层百姓的生活，并在不断的传播中得到广泛的发展，成为宣扬和展现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形式。这种自我表达的主观愿望是“待尸歌”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宗教影响

自古以来，无论是何种教派，宗教总是与人的死亡密切相连。作为我国著名道教圣地的武当山，承载着道教文化的经典，可谓是鄂西北山区的瑰宝。可能不少人会以为道教文化是“待尸歌”产生的理论根源，诚然，鄂西北的民歌艺术总是或多或少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鄂西北山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众并非都信奉道教，佛教在此同样非常盛行，甚至在“待尸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待尸歌”的歌词中有大量关于劝诫人们弃恶从善走正道和人们生前死后天堂地狱之分的生动描述，这些明显是受佛教“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观念的深刻影响。

由于地处山区、深山幽壑，受北方施行的“不语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周礼儒教制度的影响相对较弱，人们的文化素质也相对落后。而“从文化程度来看，大致文化程度越高，其丧葬观念就相对要开明一些，采用儒家礼仪的成分就越多；而文化程度越低，其丧葬观念相对就要落后一些，自然其丧葬礼仪中采用佛家、道家的成分就多，所包含的迷信色彩就越浓厚。”⑥因此，鄂西北山区的丧葬礼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佛教、道教的影响。无论哪一教派影响更强，在它们传播过程中对人们最根本的影响便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它不仅是“待尸歌”的精神基础，也是该区域繁杂的丧葬礼仪之根源。

（三）地缘因素

在地理位置上，鄂西北山区处在秦陇、巴蜀、荆楚、中原等文化区的交汇处。《郧阳府志·风俗篇》载：“西控巴蜀，东悍唐邓，南制荆襄，北连商洛。群邑雄峙其中，犬牙相错……其往来商贾者，秦人居多，拜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屋为肆，号曰客民，别土著也。然民多楚音，俗尚楚歌，务农少学，信鬼不药。”不同地区的商人带来了异样的风俗，古代秦地丧葬多唱孝歌，巴蜀地区则流行跳丧鼓，这些丧葬礼乐都为“待尸歌”的产生创造了蓝本。然而，俗话说：人各有桑梓，俗自分南北。虽然“待尸歌”的形成受秦巴葬乐影响，但其演唱所用语言却有显著差别。按《郧阳府志·风俗篇》的记载，鄂西北的语言习惯，“合荆楚者十之九，而西北间或秦音，东北间或近豫音，风俗习尚皆与荆楚相同，秦豫风气均不相属”。在方言特征上，兼容并蓄了秦巴、荆楚、中原等各种语音腔调，为“待尸歌”的演唱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载体。

由于鄂西北地处崇山峻岭，葱郁层林和奇峰高峦早就了当地居民豪放不羁的性格，讲义重情，“人死大家埋”的习俗为“待尸歌”提供了充足的受众，使“待尸歌”的广泛传承成为可能。而在文化上，该地既受秦蜀文化的影响，有留有荆楚文化的遗迹。按刘守华教授对该区域民歌的评析，其“并非武当道教文化的延伸，而是明清以来，以中原荆楚地区为主的汉民族世族民间文化的积淀，同时在长期传承演变中受到武当道教文化的浸染，显得别具一格”。⑦

四、“待尸歌”的社会功能及其传承

百事孝为先，恪守孝道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而在“待尸歌”的孝歌部分极力宣扬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劝谏生者要树立明确的目标，多行善事以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鸟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之将亡，其言也哀。在葬礼上的这些歌词，会更深刻的映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此时，“待尸歌”很大程度上起着约束人们行为和教化人们守孝守德的作用。

另外，家有丧事，众人皆哀，气氛比较低沉。在“待尸歌”的演唱中，歌师们担负着“娱神乐鬼”的任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唱词“进入角色，学其腔调，以恳切的口吻叮嘱后人，勉励死者亲友”。⑧虽然演唱以告慰死者阴灵为目的，但其演唱过程中不乏许多“娱人”内容。这些内容既起到安慰孝家、打破沉闷之功用，又激发了人们面对死亡的勇气。众人在欢声笑语中宣泄自己内心的悲痛，补偿失去亲人之空虚。从该方面讲，“待尸歌”又担负着调节人们情绪，增强人们面对生命的勇气等功用。

然而，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建设的日益进步，鄂西北山区已不再拥有那片“世外桃源”的宁静。现代化的气息日益逼近，虽然在农村过丧事人们依然会互相帮忙，并唱“待尸歌”，但时间却越来越短。而且，受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山区的年轻人都选择下海淘金以改善生活。“待尸歌”就只在一些年长者或是常年在家务农的人中传唱，他们以农闲时节给人家“打待尸”作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收入。“待尸歌”的传承出现了艺人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的局面，一种古老的民歌艺术正面临着日渐消亡的危险。每一位鄂西北山区的人都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住这份土生土长的艺术瑰宝，让这份非物质遗产世代承袭。

①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第28页，商务印书馆，年

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年

③《荀子》卷五《王制篇》，中华书局年《诸子集成》本

④《荀子》卷六《富国篇》，中华书局年《诸子集成》本

⑤《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1版，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⑥季羡林、徐吉军：《长江流域的丧葬》第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年

⑦刘守华：《武当山下民歌村》载《民俗研究》年第03期

⑧巫瑞书：《南方丧葬风俗、歌谣与楚文化》载《湖南大学社会科学报》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