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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地区其实最早指的是如今的山东地区。因为明朝以前的关东之“关”指的是函谷关。从函谷关东至崤山，西至潼津，大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以故名函谷关。崤山之东名曰山东，函谷之东名曰关东，其实两个概念可以互换，指的是一个地区。直到明朝，中国的政治中心东迁南京、北京，雄关函谷的战略意义大不如前。后来明朝大将徐达依山海之势，建山海关城，扼守辽西走廊，山海关之东北，也就是如今的东北地区才被称作关东。

从顺治初年到民国年间，大量的山东等地农民为避饥荒奔赴山海关以东谋生，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潮——闯关东。

燕来户

顺治八年（年），爱新觉罗·福临开始亲政。这一年，少年天子做了几件大事。

其一、追罪多尔衮，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

其二、改承天门为天安门。

其三、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

于是，顺治八年，被称作“闯关东”的起点。

关于如何开放开垦东北地区的肥沃土地，清廷的政策也是几经波折。顺治八年，有大臣上书，建议在辽东地区招民开垦。需要说明的是，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辽东”就是如今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的代名词。

顺治十年，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将这个问题交给了所谓满汉九卿的官员们去讨论。据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金毓黻在所著《静晤室日记》中记载，官员们得出了如下意见：

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若数外多招者，每一百名加一级。将所招人民详开姓名人数，册报户部，准出山海关，领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割,取印信实收，赴吏、兵二部，即选与应得官职。如愿在辽东居住者，不管辽东民事，听其居住。其辽东地方广阔，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种，俱照开荒之例，给与牛、种，待人民集多，田地广种之时，再酌议征粮。

满清入关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了对抗明政权，将大量东北地区原住民南迁，清兵入关，百万满洲人再次南迁，留下了许多人口呈真空状态的地方。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关外边防空虚，土地荒芜，关内则因连年征战、圈地和灾荒，社会经济遭受破坏，为巩固刚刚建立的统治，清廷从“以农立国”的政策出发，实际上采取积极政策，鼓励内地民人到关外垦荒。

顺治之后的康熙皇帝认为“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也”，垦荒耕种是解决蒙古贫困的重要途径。康熙三十七年()，原内阁大学士黄茂等人奉命前往敖汉、奈曼、巴林诸部蒙古“教之树艺，命给之牛种。据《清圣祖皇帝实录》描述，康熙五十一年（年）康熙皇帝对关外农民“闯关东”之事实际上有着清醒的估计：“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种者多至十余万，伊等皆朕黎庶，既至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

但即使雄才大略的康熙大帝，也担心大量移民的涌入，会让满族人骁勇善战的秉性发生变化，担心自己的“龙兴之地”被破坏，此时，清廷政策转趋保守，采取“印票”制控制出边汉人数量。如卓索图盟之“喀喇沁三旗，自康熙年间，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逐年换给”，后来由于出边汉民益多，遂改为不限数量，“责令司员暨同知通判等查明种地民人确实姓名，现在住址及种地若干，一户几口，详细开注，给予印票。”(《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十八)

这些“春出口耕种，冬则遣回”的农民被称作“燕来户”，他们也就成为有清一代最早出关耕种的内地移民。不过“印票”制的限制只是一种形式，部分地区实际上已近乎于开放。

雍正元年()、二年()，直隶、山东一带水灾连续不断，饥民云集，欲出口谋食。清廷为解决流民问题，缓和社会矛盾，雍正帝颁发“借地养民"令。在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克什克腾、奈曼等地实施，内地移入的民人可免田赋，蒙古王公可以出租土地吃地租。同时也给了民人一个谋生的机会达到“一地养二民"的目的。在政府的鼓励下，直隶、山东饥民大批涌人蒙地，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定居。大量的移民对蒙古人游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廷又对出口汉民采取封禁政策。尽管如此，“借地养民”却给以后的帝王一种启示，以此可以用来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到乾隆朝，自然灾害依旧连续不断。面对不断增加的灾民、饥民，乾隆皇帝态度模糊不清，致使更多的灾民涌向蒙东草原。

由于政府的态度，使得许多出口务农的人也改变了原来的往来方式，他们不再做“燕来户“、“雁行人“，更多的人选择在蒙地成家立业。蒙旗内大面积牧地被开垦成耕地，招来了更多的汉民，这些汉民与蒙民杂居，农、牧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蒙汉杂处，蒙民的汉化不利于朝廷对彪悍蒙古人的统治，故雍正十三年()发布了禁垦令。禁止民人继续开垦蒙地，在蒙地的蒙民和汉民要划清界限，在汉人的村落设乡牌保甲组织，加强对汉族移民的管理。以后清廷又屡次申明禁令，但效果并不明显。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集镇，农人耕作，商贾往来。乾隆十三年（年）设乌兰哈达巡检司。乾隆二十九年(年)析昭乌达盟翁牛特右旗地设乌兰哈达厅，驻乌兰哈达（今赤峰市红山区），属承德府。乾隆四十三年(年)将乌兰哈达厅改为赤峰县。就是农业移民不断涌入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朝政府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为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开始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此时，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的可用土地已基本开垦完毕，于是巴林二旗、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等地也进入了放垦的视野。于是在昭乌达盟的土地上又出现了林西县、林东镇等新的地方设置。

汉民在蒙地的垦荒生产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直接受雇于蒙古王公，为之开荒垦种；二是租种大蒙古王公的土地，缴纳实物地租。按当时理藩院规定:每年征收租息，赏给该(旗)郡王一半，另一半分予台吉、官员、兵丁。由于这种原因，没有“印票”的汉族农民，也会得到蒙古王公的庇护，最初流入蒙地的“燕行”农户在那里定居后，呼朋唤友，互相援引，招来愈来愈多的垦种者，结成许多新村落。“借地养民”令颁布后，更多内地人口蜂拥而至。至清末民初，天灾人祸，再加上无休止的战乱，大量外民到来，昭乌达、卓索图和哲里木盟南部各旗，形成了无数窝棚、屯子，于是诸如三家子、五家子、八家子，王家屯、李家屯、张家屯等这样的村落星罗棋布。

行路难

闯关东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在蒙地落脚谋生的移民后裔在说起先辈们的创业史时常常会用“一担挑”来形容他们的贫困和无奈。有的三两成群，有的孑然一身，身上的担子就是全部的家。或出卖苦力，或乞讨度日，他们一路北行，期待着来到那传说中肥得流油的黑土地。

有的一家几人在北行的过程中，生怕被战乱或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冲散，把一口锅的锅底砸成几块，每人怀揣一块，以便可以裂痕相对，后人相认。

闯关东的队伍有两条通道，即海路和陆路。

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仅公里，其间还有长岛、庙岛群岛点缀其间，从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到辽东半岛的旅顺，也大致在公里左右，按当时的航海条件，仅需一两天时间，这里是从关里到关外最便捷的通道。

陆路则要绕过渤海，或行山海关，或出喜峰口、古北口。

胶东半岛地区的闯关东人群，百分之九十以上走的是海路。上海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路遇所著《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一书中是这样介绍闯关东海路的：

移民大都是坐车或步行到烟台、威海、青岛、石臼港、然后坐火轮船到大连登陆，由南满转赴长春、滨江等各地。有的在沿海的小渡口，如黄县的龙口，蓬莱的兰家口、刘家旺、蓬莱城等渡口，移民坐帆船到对岸营口、丹东登陆。两岸隔海相望，近处只有九十海里，一夜即可到达对岸。由于路程近，交通便利,路费也较便宜,迁移者只要变卖点家产，或亲朋相助即可解决。

路遇在《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一书中同样描绘了陆路的线路：

由京奉铁路入关，然后沿京奉、南满、大通、四洮等路分散。此外,还有许多贫苦农民拖儿带女、肩挑步行，从柳条边威远堡门、法厍门、辽东边墙的各边口以及喜蜂口、古北口等处进入东三省。鲁西、鲁北以及鲁中、鲁南的一部分移民大都走西路。

光绪二十四年（年）10月由北京至奉天（今沈阳）的京奉铁路正式开始建设，次年，由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动工，到民国元年（年）11月天津至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天津到山东段全线通车，这样火车就能从山东直通关东的中心城市奉天了。于是有更多的人沿铁路线走上了闯关东的道路。

但便利而又便宜的水路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英国学者琼斯在《年以后的中国东北》一书谈到了他所了解的民国年间山东人闯关东的线路：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是由海道去的，从青岛、烟台或天津出发到大连或营口。在这些港口航行的主要是日本轮船，低廉的运价，促成了这个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的移动；东北铁路的低廉运价，对于这种移动也有很大便利。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则乘火车或者步行，是经由陆路去的。

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的王氏家族就是闯关东家族的典型。王家的家谱记载着最早到达锡伯河畔这个家园的人叫王昭宾。他们一行几人为逃避饥荒，结伴从文登挑担而出，王昭宾就落脚在了这里，其他人又另寻安家之所去了。按照王昭宾的打算，也许仅仅是出来躲避荒年，他并不想永远留在这里。去世后他的儿子王德按照父亲的嘱托并没有把他的棺木埋入地下，而是停放在屋外的一个空地上。准备着时机成熟后，运回老家安葬。然而王德却在一次前往古都河探访与父亲同来的家乡人时不幸死在了那里。以至于后来王家祖坟迁址时，王德的棺木中只有一个排位写着逝者的名字。王家的第三代依然是单传，他叫王肖宗。在祖父和父亲传下来的土地上艰辛地守护着过去，开拓着未来。

在辛勤的劳作中，王家在锡伯河畔生息繁衍。仿佛上苍也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所感动，王家的第四代有了三个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男孩长成后各自有了自己的门户。以后文登营子的王家在这片土地的养育下逐渐发展。有的辛勤劳作于田野，在耕地上走着坚实的步子；有的识文断字，当起了教书先生；有的悬壶济世，在永安堂挂牌诊脉；更有的步入官场，当起官府师爷。当初孤身一人落脚文登营子的王家，虽经三代单传，如今却是人丁兴旺，经繁衍成为有三百余口的大家族。

和王家人一样，千家万户的移民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来到了大兴安岭东麓这原来是茫茫草原的地方。到了民国年间，移民的涌入，不仅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而且相应的农耕文明也渗透到了当地人们之中，以蒙古族为主的当地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表现出相互渗透融合。受汉族的影响，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开始从事农耕，盖房子过起了定居的生活。如内蒙古东南部的克什克腾旗、巴林二旗及兴安岭以东地方，渐次由移转式而为固定式，周围绕以墙壁。大片被开垦的土地和农业劳作方式，也让人们在饮食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单一的以肉食为主，而是吃粮食，辅以蔬菜、水果、奶食品。服饰上，男子乍一看上去，很难分出是蒙民还是汉民，蒙古女子的穿着也和满洲妇女的一样。在蒙汉杂居的村庄，蒙民接受了汉民的民间信仰，采纳汉民的土葬方法，普遍存在蒙汉民通婚现象。

远道而来的移民也受到当地多方面的影响，若干年后，潜移默化地适应、蜕变，也让山东大汉、山西商人、河北巧匠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赤峰人、通辽人、朝阳人、阜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