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濠聚落的演變

嚴文明

在中國和日本的史前聚落中，有一些在居住區的周圍設置濠溝以作為一種防衛設施，日本人習慣將這種聚落稱為環濠集落，中國學界則還没有給予專門的名稱，姑稱之為環濠聚落。

中國環濠聚落發生得很早。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年至前年左右的興隆窪文化的時期。這個文化分佈於内蒙古東南部、遼寧省西部和河北省東北部一帶，經過發掘的遺址有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1]、林西縣白音長汗[2]、遼寧省阜新市查海[3]和河北省遷西縣東寨與西寨[4]等遺址。其中興隆窪和白音長汗都發現了比較完整的環濠聚落，查海和東寨只發現了一段濠溝，很可能也是環濠聚落的遺存。

興隆窪遺址位於内蒙東南部的一個小丘崗上，高出地面約20米。遺址的北部和東部為牤牛河所環繞，緊貼遺址西南的小溪有終年不斷的泉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年起先後進行了六次發掘，得知該處興隆窪文化遺存可分早晩兩期，其後還有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遺存。興隆窪文化早期的居民開始在這裏建立村落時，就在周圍挖起了一條濠溝，成為典型的環濠聚落。這濠溝略呈橢圓形，長徑米，短徑米。現存濠溝寬約2米，深約1米。考慮到地表已被不同程度的侵蝕破壞，推測原來的濠溝應該更寬和更深。

濠溝内的房屋全部都是地穴式的，平面呈圓角長方形或接近方形。現存深度約0.1米到1米不等。由於地面已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推測原有地穴的深度當在1米以上。房屋平面一般長8至10米，寬6至8米，面積50至80平方米左右。所有房屋均按東北—西南方向排列，共8排，每排約10座左右。中間兩座房屋最大，各有餘平方米，東北—西南並列，佔據了兩行的位置。房外的空地也較大。這很明顯是以兩座大房屋的主人為中心的凝聚式環濠聚落。

白音長汗遺址位於西拉木倫河北岸的小丘崗上，東側有小溪流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於和年曾在此進行發掘，以後又陸續進行了清理。結果發現有南北兩座興隆窪文化的環濠聚落。北邊的一座保存得比較完整，大約呈不規則橢圓形，長徑米，短徑約米。圍溝寬1至2米，深0.5—1米不等，同樣由於地表已被不同程度的破壞，原來的濠溝應該更深一些。由於聚落處在小丘崗的一側，有一定坡度，所以其中的房子是按等高綫排列的。從西南到東北逐級下降，分為四排，共29座房子。這些房子全都是地穴式的，長方形或接近方形，東北側有斜坡形門道。房屋面積多在40至60平方米不等，比興隆窪者略小。

南邊的一座聚落址東南部稍殘（圖一）。原來也是不規則的橢圓形，周圍有濠溝，房屋僅存三排20座左右，依坡勢自西向東逐級下降，門道朝東。像這樣同時存在的成對聚落，並且都是環濠聚落，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還是僅見的。

圖一：内蒙古白音长汗的环濠集落（约BC-BC）

如果把興隆窪文化的環濠聚落作為第一個發展階段的代表的話，第二個階段則可以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紅山文化的環濠聚落為代表。半坡類型分佈於陝西省和甘肅省東部的渭河流域，年代大約相當於公元前年至前年。分早晩兩期。早期的環濠聚落有陝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5]和西安市半坡遺址[6]，晚期的環濠聚落有甘肅省秦安縣的大地灣甲址。

姜寨遺址的史前遺存共有五個文化期，只有它的早期或第一期保存最好，也是本階段環濠聚落中保存最完整的一處。[7]這個聚落位於渭河支流臨河的東北岸，往北不遠即為渭河的古河道，遺址實處於渭河與臨河相交匯的三角地帶。因地勢較周圍略高，故又名崗寨。這聚落很明顯地分為居住區、生産區（主要是燒陶窰區）和喪葬區三個部分。居住區位於中央，周圍有濠溝環繞。東部、東南部共有三片墓地，北部也可能有一片墓地，居住區中央還有一片墓地。燒陶窰區則在居住區西南的臨河岸邊上。這樣分區安排的情况同樣見於半坡和大地灣甲址，還以稍稍變動的情况出現於寳鷄北首嶺遺址，看來是半坡類型的通例，而在興隆窪文化時期是還没有見過的。

居住區中房屋的安排也與興隆窪文化大不相同。姜寨房屋共分五組，每組有一座大房子，二、三座中等房子，近20座小房子。每兩組房屋間有一片空地，或佈滿窖穴。五組房子排成一個圓圈，且所有房子均朝向中央而背對濠溝，形成一種向心式結構（圖二，見下頁）。半坡遺址只發掘了西北一部分，雖不知全貌，也與向心結構不矛盾。看來這又是半坡類型的一個共同特徵。

這時期的居室普遍變小，一般為15—20平方米左右。另外還有一些没有火塘設施的小房，面積僅8—9平方米。這可能反映家庭形態的變化，即對偶家庭的發育和家庭功能的發展。而大小房屋的分化與聯結，又反映家庭與社會組織的複雜化與分級化。

在興隆洼文化時期，一個聚落就是一個整體，所以表現為凝聚式的。在半坡類型時期，一個聚落既是一個整體，内部又有若干分體。正因為有分體的存在，就更需要强調整體性，所以表現為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另一方面，這種向心式結構也更有利於加强防禦功能。在濠溝邊每隔一段設一個哨所也是為了加强防衛的需要。可見這時期社群之間的戰鬥已更為嚴重，因而在防衛設施上不得不更為人們所關注了。

仰韶文化在半坡類型之后的廟底溝期有很大的發展，但因對這個時期的聚落遺址缺乏大規模的發掘，至今還没有發現環濠聚落，不能肯定這個時期是否流行這種聚落形式。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在它的東北部即内蒙古中南部地區分佈着海生不浪類型的遺存。據説最近在凉城縣王墓山中一處屬於海生不浪類型早期的遺址中，發現有一批房子外面圍繞着濠溝的情况，年代大約在公元前年至前年。這當是仰韶文化中年代最晩的一處環濠聚落遺址。

图二：陕西姜寨的环濠集落（约BC—BC）

紅山文化的分佈範圍基本上與興隆窪文化相同，只是稍為擴大了一點。它的陶器也同樣是以筒形罐為主，並且同樣流行之字紋，所以紅山文化應該是興隆窪文化的繼承者而又有明顯的改進與發展，同時又受仰韶文化的相當影響。其年代約為公元前年至前年左右，大體與仰韶文化相當，只是開始的年代稍稍偏晚。

田野調查表明紅山文化的遺址比興隆窪文化要多得多。例如在内蒙古敖漢旗，經過非常仔細的調查，共發現興隆窪文化遺址60處，相當於興隆窪文化晚期的趙寳溝文化遺址也是60處，而紅山文化的遺址則達處。據此推測整個紅山文化的遺址當在處以上。這些遺址通常位於河流岸邊，依河流走向形成像葡萄串似的分佈。遺址面積差别較大，小的僅四五千平方米，大的則達數萬以至數十萬平方米。

不少遺址的地面可見一些灰色的圓片和條帶，前者是房屋的痕迹，後者則是濠溝的標志。根據調查，紅山文化遺址中大約有十分之一為環濠聚落，每個聚落中大約有30—40座房子，較大的可達多座房子。例如位於興隆窪遺址東側的一處紅山文化遺址即發現40餘座房子，並設有環濠，只是受到後期的嚴重破壞，佈局不甚清楚。在牤牛河北岸的劉家屯遺址群中，11座遺址中有3座發現了環濠。在劉家屯以西約7公里處，有一個以王家營子的西臺為中心的遺址群。其中西臺經過發掘，發現了兩個相連的長方形環濠聚落。這或者與白音長汗興隆窪文化成對的環濠聚落有些關係。

江南的環濠聚落目前發現尚少，但發展規律仍與北方近似。最早的湖南澧縣五福八十壋，年代與興隆窪文化相近。第二階段早期的澧縣城頭山，屬大溪文化，環濠中發現了船槳，可見那種濠溝除防衛外，還有運輸和排供水的功能。稍晚的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在環濠内有數座多間式排房。

第三階段的環濠聚落開始發生本質的變化，其最好的例子是在長江中游屬於屈家嶺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所謂“城址”。包括湖北省天門市的石家河、荆門市的馬家垸、江陵縣的陰湘城和湖南省澧縣的城頭山等處。[8]年代大約相當於公元前年到前年左右。

石家河遺址位於天門市石河鎮北約一公里處，原是一處以譚家嶺為中心的遺址群，年曾進行過首次發掘。從年起，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地區博物館聯合組成石家河考古隊，連續多年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與此同時還對整個遺址群進行了仔細考察，確認那裏有一座規模巨大的城址。

該城略呈長方形，南北0餘米，東西餘米，總面積將近1平方公里。西城垣保存較好，殘高約3—4米，頂寬約5—6米，底寬約30米。由夯土築成，但夯層不平而略呈拱形，夯窩也不明顯，當是最原始的夯築方法所為。南牆與西牆連接甚好，但東端一段有較大缺口，不知是以後破壞了還是本來就没有築。因為那裏需要過水，可能是用栅欄或荆籬一類的東西代替城垣起防護作用。北牆東頭和東牆兩端也不完整，東北角可能因後代修築土城而遭受破壞。這城外面有巨大的濠溝，西城垣外的濠溝寬數十米，現在仍然蓄水。

城内遺址似以譚家嶺為中心，那裏發現有大片的房屋遺迹，有單間也有多間的。有的房子已使用了土坯。這是中國史前遺址中所見最早的土坯。城的西北部為鄧家灣遺址，那裏有大片的墓地，同時發現有成串套接的陶缸。一些陶缸上有刻劃記號，與大汶口文化陶缸上的刻劃記號的作風很相似，只是記號圖形不同。這裏還發現了數以千計的陶塑動物，包括猪、狗、羊、猴、象、鷄、長尾鳥、魚、鱉等許多種；以及數以百計的陶塑人像。這些人像一般是頭戴平頂帽，身穿長袍，抱魚跪坐，似為祈禱狀。可見鄧家灣應是一處宗教性遺址。城的西南部為三房灣遺址，那裏有數以萬計的紅陶杯堆積；而城東部的蓄樹嶺遺址則有許多陶盆，似是有意安放者。這説明城内各部分的功能性質是有區别的，當已存在着一定的規劃。

走馬嶺遺址位於石首市焦山河鄉，城垣呈橢圓形。城内外地面高差約5米，當是在一個小土崗上築成的。四邊各有一個缺口，可能是城門所在。

城頭山遺址位於澧縣東溪鄉，城垣略呈不規則圓形，直徑約米，四邊也有城門，形制與走馬嶺很相似。城垣坡度内緩外陡，外面有寬35—50米的護城河，當是利用自然河道再加以拓展改建而成。

這些“城址”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大城和小城明顯分化，再加上大部分聚落並没有城防設施，從聚落形態演化的角度來看，這時的分化顯然比前一個階段更加明顯。它意味着社會的分化與分裂也比以前更加明顯，所以人們不惜耗費巨大人力物力來修築城池以加强防衛的能力。

二是城防建築技術還不大完善，實際上是把挖掘濠溝時的大量泥土築成一道壟，以加强濠溝防衛作用的一種措施。由於這些遺址多分佈在湖泊岸邊或小河近旁，所以常常利用一部分天然的河溝，再加上人工挖成的濠溝，構成一個防護圈。只有少數才是完全由人工挖成的。這些濠溝除起防衛作用外，還有運輸和排泄洪水的功能，所以一般較大。往往深數米，寬十餘米乃至數十米不等。堆在内側的泥土有些經過夯築，層次分明；但大多數見不到夯窩，不像通常意義上所講的夯土。况且土層不平整，從剖面看多呈拱形，難以形成比較陡直的城牆壁，所以大多數城垣的内外坡都較緩，與後來的城牆明顯不同。如果没有外面的濠溝，是很難起到有效的防衛作用的。所以這些“城址”應當是環濠聚落向真正城邑轉變過程中的一種中間形態。

到公元前第三千年后半，即大約在公元前年至前2年期間，黄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的一系列城址，有些也當是從環濠聚落向真正的城邑轉變的一種中間形態，只不過更加接近於真正的城邑罷了。其中保存較好的有河南省輝縣的孟莊[9]和淮陽縣的平糧臺等處。[10]山東省鄒平縣的丁公遺址，據説在城垣外也發現了城濠的遺迹，詳細情况還不大清楚。

孟莊遺址位於輝縣孟莊鎮東部的坡地上，城垣呈正方形，每邊長約米。城牆殘高0.2至1.2米不等，部分地段高約2米。主牆頂寬5.5米，底寬8.5米,另在牆内外各加築寬約10米的夯土。整個城牆用集束木棍夯築，夯層厚8—15厘米。城牆外面有一周護城河，深約5.7米。

平糧臺城垣也呈正方形，只是規模較小，每邊只有米。但這城夯築較好，有門衛房和地下陶水管道設施，城内房子均用土坯砌築，有的還有臺基，比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城址講究多了。但這些城牆的外壁仍不陡直，必須與外濠聯繫起來才能起到有效的防衛作用，跟後來的古城還是有區别的。

中國的古城建築技術大約要到夏商才臻於成熟，例如山東省章丘縣城子崖屬於岳石文化的城址，河南省鄭州市的商城址和偃師縣尸鄉溝的商城址都是建築技術比較成熟的例子。在這個時期没有發現過典型的環濠聚落，但在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曾發現一個很像環濠聚落但性質很不相同的遺址。[11]

在東下馮的二里頭文化遺存中，發現有内外兩重環溝，平面近似正方形。外溝每邊長米至米不等，溝寬3—4米，深2—3米，底部鋪礫石，上有路土，顯然不是蓄水而是做通道用的。在溝的兩側開挖有窰洞式房子和儲藏室，現僅分别殘存5座和4座。距外溝10米左右有一内溝，每邊長米至米不等。溝口寬5—5.5米，深2—3米。底部平展，先鋪一層膠泥，再鋪礫石，上面是路土。同樣在溝兩邊開挖許多窰洞式房屋和儲藏室，現存房子17座，儲藏室8個，由於兩條溝都曾經過后期的嚴重破壞，故現存房屋和儲藏室的數目應遠遠低於本來的數目。這種建築，從外表看起來很像是環濠聚落，而且是雙重環濠的聚落，很可能它的平面格局就是受到了早先的環濠聚落的影響，但它的功能是為窰洞式房屋創造人工陡壁，從而成為以后流行於晉南、豫西的天井式窰洞的始原。

綜上所説，中國的環濠聚落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最後逐步向城邑過渡。在地域分佈上也有差異，開始是北方較多，後來似有向南發展的趨勢。而且在南方（長江以南）持續的時間似乎也較長。江蘇省武進縣春秋時代的淹城遺城雖曾被作為環濠聚落而一再徵引，實際上只是由内城外城和三道護城河構成的城池遺址，與湖北省屈家嶺文化晩期出現的城址相似。在往後的發展中，中國的都邑和地方性政治、文化中心往往設城，這些城一般都設有護城河，或稱為池，合稱城池。而一些較小的村落只有寨牆，個别的有環濠設施。江南的一些村子乃至個人的農莊也有用濠溝環繞的。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年10期。

又《興隆窪聚落遺址發掘獲碩果》，《中國文物報》年12月13日第一版。

〔2〕郭治中等：《林西縣白音長汗遺址發掘述要》，《内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年。

〔3〕方殿春：《阜新查海遺址的發掘與初步分析》，《遼海文物學刊》年1期。

〔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遷西縣東寨遺址發掘簡報》，《文物春秋》年增刊。

又《遷西西寨遺址年發掘報告》，同上。

〔5〕西安半坡博物館等：《姜寨》，文物出版社，年。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年。

〔7〕嚴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佈局》，載《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年。

又：《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評述》，《文物》年12期。

〔8〕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年。

〔9〕袁廣闊：《輝縣孟莊發現龍山文化城址》，《中國文物報》年12月6日第一版。

〔1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年3期。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文物出版社，年。

本文原載《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年，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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